，作者：白羽，原文标题：《石大简史：一所国字号战略性大学的70年风雨路》，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 中国石油大学是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国家能源战略做出了重要贡献。
• 石大人以家国同心、惟真惟实、追求卓越的精神为核心，为学校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贡献力量。
这一年的国庆节气氛格外热烈，首都群众举行了盛大活动。庆典结束，仍有许多人聚集在广场歌唱欢腾，经久不散。
英国记者阿兰·委卜宁采访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他写道：“透过这位司令员脸上的微笑，你们就会知道，是中国人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然而，当胜利来临，站在还冒着硝烟的阵地上，掀开一个个担架上覆盖烈士遗体的白布……彭德怀已是泪流满面。
战争经过几千年的演化，从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决定胜负的关键从刀枪变成火药，到现代化战争比拼的更是钢铁与科技，其背后的动力，则是新崛起的能源霸主——石油。
抗美援朝战场上，缺油成了新中国的“卡脖子”问题。志愿军对“洋油”的油质、油类、油的标号、性能都不清楚，飞机、大炮用上身份不明的汽油可能会停摆，甚至延误战机。
美国《世界石油》杂志刊文说：“红色中国并只有少数的燃料，进行一次哪怕是防御性的现代战争……连几个星期也不行。”
内忧外患，强化了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战略决心。石油的生产，成为新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1952年，毛主席亲自签署命令，将中国人民57师集体转业为石油工程第1师，从此在辽阔大地上掀起了大规模石油建设事业。
人才是一切事业的基础，缺油背后是石油工业技术人员的奇缺。如何培养高素质石油人才、满足石油发展需要，成为当时新中国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1953年国庆队伍中，有一群师生高举着北京石油学院校旗从海淀九间房走出简易的校门，汇入首都高校国庆队伍行列，经东长安街步行到接受检阅。
共和国诞生之初，石油专业人才凤毛麟角，石油地质和地球物理的技术人员不到30人，钻井工程师仅10余人，地大物博的中国甩不掉“贫油”的帽子。
1950年4月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业会议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石油管理总局；建议教育部在高等院校设立石油科系；号召从事石油工业的技术人员归队。
次年11月，全国第一次高等工业院校会议召开，去过苏联考察，主持石油管理总局工作的徐今强提出要办正规的高等石油院校，并建议筹办石油学院。
1952年7月，石油管理总局正式向国家有关部门报告，请求在北京创办石油学院，此时全国高等教育大变革为学院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一年6月至9月，国家对高等教育院系设置大规模调整，把中华民国时期效仿英式、美式构建的高校体系改造成效仿苏联式的高校体系，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由此发端。
当年9月，以清华大学地质系、采矿系、化工系的石油组为基础，汇合了天津大学四个系的石油组以及北京大学化工系、燕京大学数学系的师生力量，成立了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成为后来北京石油学院组建的核心和基础。
第一任系主任是著名核化工专家曹本熹，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化工系博士，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功臣。
同年11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达通知，正式批准创办北京石油学院，从此这一个名字开始镶嵌入中国石油工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中，熠熠生辉。
一、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交通中心，有利于组织学生到西北、东北等不一样的石油厂矿实习；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似乎还有一条更有说服力：以苏联首都莫斯科石油学院为蓝本建立石油学院，北京便于聘请苏联专家。
最后经政务院同意，由北京市计划委员会指定，在北京清华园以东的文教区东北部分，即海淀区九间房村一带建校。
此时距离计划开学时间已不足一年，但学校什么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建设者们从设计到完成3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总共只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
1953年9月23日到25日，476名清华学生、58名清华教师告别了美丽的清华园，登上卡车，一路向东，来到三公里外的九间房，这里还是一片长满荒草的工地。
当时，在这片区域规划兴建了地质、钢铁、矿业、医学、航空、农机、林业和石油等8所单科性高等院校，后来被称为学院路上的“八大学院”。
“八大学院”建校之初，流传的一句顺口溜“穷石油、富钢铁、了不起的大矿业”。
钢铁和矿业当时已发展成熟，在相关部委协助下，学校建得十分漂亮，但石业由于刚起步，建校条件十分艰苦。
后来，时过境迁，“八大学院”命运各异，许多学院被迫远走他乡，从而衍生出了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石油学院也未能幸免，不知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幸与不幸，这是后话。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石油学院创办初期，清华大学给予了全力支持，在学院各方面条件还不具备时，为学院师生提供住宿、浴室等帮助，并表示只要清华大学能帮助解决的都会给予支援。
1954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闫子元调入学院担任院长。闫子元到任后，学校实行院长负责制，管理逐步完善，师资队伍不断壮大。
仅三年时间，教师队伍从约200人增加到近500人，培养了一批石油工业急需的专业方面技术人才。
这期间，北京石油学院参加了新中国所有石油会战和炼油技术攻关，参加了几乎所有大型石油化工厂的建设。
此外，“成建制”抽调百余名教职工，“成龙配套”地为各地石油高校的建立提供办学思想、办学模式和办学资源支持，展现出了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高校的担当。
大方向的偏离，于国家、于历史、于时代，或许只是一个微小的转身，但于社会，于家庭，则极可能是一代乃至几代人的不堪。
1960年，就在北京石油学院发展前景一片光明时，惠民地区广饶县辛店公社一个叫“东营”的小村庄被地下“黑金”的光芒所照射。
这个地图上都没有标记的地方，被石油勘探人员圈定为华北平原第八口井井位选址，后来打出了华北平原第一口油井，成为胜利油田的发源地。
从此，东营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但是谁也没想到，6年后400公里外的北京石油学院的命运齿轮竟然与这个小村庄咬合在一起，演绎了一场中国高等教育的传奇故事。
1965年，随着“左倾”错误愈演愈烈，再加上国际形势紧张加剧，大学迁离大城市的风潮日渐强劲。
此时，有提到北京石油学院可否带头迁到大庆，和石油生产相结合办学。
1966年2月7日，学校党委召开会议，传达了石油工业部党组对迁校的意见，并讨论迁校及建设规划问题，按迁校大庆、胜利两地筹备，但后来实际进入停滞阶段。
1969年10月，中苏关系陡然恶化，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外迁工作迫在眉睫。
考虑到山东东营已有建校的底子，而大庆已有一所石油学院，石油部军管会向北京石油学院下达迁校山东东营的命令，提出迁校是“战备的需要，斗批改的需要，教育革命的需要”，要求行动“突出一个‘快’字”。
在自然界，迁徙是许多动物的必然选择，是种族延续的需要，但过程中充满着危险。
对于人类来说，个体的远走他乡也许只是个人主动选择，而大规模的迁徙则可能是被逼无奈。
一个月时间内，4200多人，5400多件家具，11000多箱物资，连夜登上去开往山东的火车。
许巍的这首《故乡》，用来描写北京石油学院的师生抵达东营时的心境似乎无比恰当。
此时，他们去的目的地既无东营市，也没有“胜利油田”，只是黄河入海口盐碱滩上一个石油会战的战场。
从繁华都市搬迁到荒无人烟的山东“北大荒”，除了师资大量流失，图书资料、仪器设施的严重丢失与损毁外，带给师生员工心理上的巨大冲击更是无法估量。
与其他同期搬迁的高校相比，北京石油学院行动更迅速、搬迁更彻底，侧面反映了决策之仓促，那么由此产生的后果成为后来学校发展无法回避的难题。
1970年2月19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石油部军管会联合发出《关于北京石油学院下放问题的通知》：从1970年1月起，将迁往山东胜利油田的北京石油学院改名为“华东石油学院”。
具有艰苦创业传统的全校教职工虽然无力停止错误路线，也没办法阻止迁校，但他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从头再来。
广大教职工放下书本和粉笔，开始烧石灰、制坯烧砖，盖房子、修马路，架电线、安装水气管道，挖水沟、开荒地，修水库、插秧种田……
他们日日夜夜加班加点，在很短的时间里，相继盖起了“干打垒”式的教室、实验室和宿舍，不仅为最起码的生存创造了条件，还为筹备招生、开学、上课作了必要准备。
1970年下半年，学校已建成一部分教室、实验室，图书馆一部分图书已上架并开始对教师开放，部分校办厂（场）已投产和试生产，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胜华炼油厂”。
这一年，学院决定招收首批工农兵学员，成为山东省和石油院校中最早恢复招生的学校，首批430名工农兵学员于1971年2月5日至7日正式入学。
1973年，东、西教室楼、女生宿舍楼、运动场、家五区家属区、实验教学区等大型项目开始建设。
此外，学校为解决职工两地分居、家属生活和师生粮食等问题，还建立起了农场，种植水稻，从而解决家属和子女就业问题，基本满足了师生粮食供应问题。
这期间，胜利油田和地方政府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了很大支持，与此同时，学院师生也为油田建设和地方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延续石油高等教育火种，他们付出了超出寻常的努力，在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彷徨与等待后，转机终于来了。
1976年，国家前行航向被校正，“”被粉碎，长达十年的“文革”终结。
1978年2月，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华东石油学院等88所高校重新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高校。
1978年的3月和10月，华东石油学院“文革”后第一次招收的两个年级（1977级、1978级）学生1664人相继入学，这中间许多人后来成为了石油工业的中流砥柱。
但，此时石油部决定把学校列为部里的直供单位，并从1979年开始给学校增加投资，推进学校建设发展，以适应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石油工业对人才的需要。
此时的华东石油学院人已不再彷徨，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石油学院慢慢的开始在这片盐碱地扎下了根。
原本跌落谷底的新中国第一所高等石油院校开始从谷底沿着漫长的斜坡攀爬，走向全面恢复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
北大教授谢冕在《永远的校园》中说：“因偶然的机缘而落脚于此，终于造成决定一生命运的契机”。
对于华东石油学院和东营来说，这何尝不是一段偶然的机缘造就的命运契机，但，华东石油学院扎根在这片不具备办学条件的盐碱地上，能够茁壮成长、开花结果吗？
文革结束后，学校里的一系列动作已让年轻的心预感到历史性转折时刻快要来了。
1979年12月，中央组织部任命胜利油田党委书记陈宾兼学校党委，赵炎为书记，杨光华、刘应元为副书记。
校长之于大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位好校长能够对一所大学未来发展产生影响深远。比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吴玉章、成仿吾之于人民大学，那么杨光华之于石大，当如斯也。
校园里一切都逐渐回到正常状态了，教师回到了讲台，学生回到了教室。这片盐碱地上开始建起教学楼、实验室、公园、体育场，开始长出花草树木，开始变得鸟语花香。
荟萃园、文化长廊、太阳广场、青年园、外语村、大礼堂……成为华东石油学院时期的文化地标。
早已成为经典，激励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石大学子，但可惜的是，这片园子如今早已物是人非。
1984年，国家教委在华东石油学院召开英语教育研究会，恰好赶上学校的英语水平考试。主管英语教育研究的一位负责人组织与会人员参观了这场考试，给与高度赞赏并建议在全国各高校推广，90多所高校积极响应。
1986年，全国大学生四级试验考试举行。1987年，四级考试改为一年两次；1989年，增设英语六级考试。从此，英语四六级考试正式开始。
此时，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所属“石油大学”的名下，形成了四校联合、两地办学的格局。
1989年6月20日，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在《关于石油大学办学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正式使用“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大学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石油大学广州培训部（后称为石油大学（广州））”的称谓。
这样的格局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缓解了迁校东营后面临的问题，比如东营校区图书和仪器设施采购不便、研究生招生生源不足、北京教职工两地分居等问题，但同时也衍生出了新的管理难题，直接影响了学校未来走向。
学校内部问题我们暂且不表，因为就在这时，外部一场关乎石大命运的变革即将来临。
与前一次毫无选择余地的迁校相比，这一次的挑战考验着石大管理层的智慧和韧性。
为适应石油工业的发展，国家对石油工业领导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
这次大重组的重点是实行政企分开，把原来国有企业负责的政府职能剥离出去，把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全部交给企业。
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石油工业形成了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三分天下”的格局。
石油大学一直属于行业办学，先后归国家石油工业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主管，办学机制绝大多数都是：办学经费由石油部、总公司划拨，学生就业由石油部、总公司负责。
在石业庇护下，石油大学取得了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但是发展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
一是学校独立性差，依附性强，缺乏活力，缺乏对市场经济的主动适应，并影响了学校与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联系。
二是学校虽然建起了较强的石油主干学科专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及招生规模也受到局限。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精确指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打破“条条”“块块”分割的办学体制，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
此时，教育部对石油高校管理体制调整的总体思路是划归地方，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由学校所在省政府主管的体制。
在此后的2000年，西安石油学院、大庆石油学院、西南石油学院、江汉石油学院等石油高校均按照这一思路划转成为省属高校。
就在这时，山东省负责教育的领导向时任党委书记郑其绪通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石油大学（华东）下放山东省管理，校名已经为你们预留，就叫‘山东××大学’”。
如果这样，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大学（北京）分别划归山东省、北京市管理，石油大学就会被分解。
为了使石油大学这所代表国家石油高等教育顶配水平的石油高等学府继续作为一个学校保持整体发展，校本部和两地领导班子积极主动向上级部门开展建议和争取工作。
最终，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于2000年1月29日批准了石油大学整体“划转教育部管理”，展现了石大人不向命运低头的韧性和负重前行的能力。
原来作为石油大学组成部分的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广州培训部，划归集团公司管理。
例如，按照党关系属地化原则，两地党委分属山东省委、北京市委领导，而石油大学整体不设党委，也难成立工委和党组，其决策作用就难以发挥。
再如，由于校本部本身没形成实体，石油大学“法人”地位就难以确立；教育部在与学校发生联系的工作程序上，又要归口于校本部，视华东和北京为两个校区。
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之下，华东与北京逐渐演变成了石大人心中一个反复被触碰的柔软问题。
1969年，搬迁之初，教职工纷纷提出，从学校发展的长远考虑，应停止搬迁，将来仍在北京办学为宜。
文革结束后，1978年，石油部党组做出决定，要求华东石油学院坚决在东营办下去。
1978年，华东石油学院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但是，由于学校地处偏僻，条件简陋，招生困难。
在此情况下，学校开始考虑到利用北京的有利条件弥补华东不足，于是决定申请在北京原校址内建立华东石油学院北京研究生部。
1981年6月22日，教育部、石油部联合下文，批准华东石油学院在北京石油学院原校址内建立北京研究生部。
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东石油学院研究生部在北京成立》的新闻，消息一出，引起强烈反响，一举改变了过去生源困乏的局面。
原北京石油学院16万平方米的校舍在“文革”中几乎全部被数不清的单位所分占，年近70岁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生部主任朱亚杰四处奔波，拄着拐杖，一间一间找房子，一寸一寸争地皮……
1983年，学校明白准确地提出了“坚持办好学校东营本部，积极发展北京研究生部，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两地办学方针。
1984年7月，石油工业部批复建校计划任务书：同意在北京市昌平卫星城镇选址建设华东石油学院北京研究生部。
北京研究生部的建立与发展，从此使华东石油学院在客观上形成了两地办学的新格局，解决了华东存在的问题，但也随之也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使两地办学协调起来，相互促进发展。
关于两个校区的定位，在1988年国家教委发出的《关于同意华东石油学院更名为石油大学的通知》中批复：
石油大学实行在山东东营和北京昌平两地办学，校本部设在北京石油学院旧址。山东部分仍实行由石油工业部与山东省双重领导、以石油工业部为主的领导管理体制；北京部分实行由石油工业部与北京市双重领导、以石油工业部为主的领导管理体制。
不过，原本作为二级单位的华东石油学院北京研究生部，在形势发展和各方的期望之下，慢慢地发展成为后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石油大学（北京）。这也是社会各界对这同宗同族两所大学，目前在青岛、东营、北京、克拉玛依四地发展，拥有四个校区、一个园区之复杂校史的疑惑之处，甚至很多校友乃至在校师生也没有完全搞清楚。
原本定位互补的华东和北京，在职能上开始重叠，这也就为后续两校区关系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为了理顺学校管理体制，建立起协调顺畅的运行机制，加强对全校的统筹协调，于是石油大学校本部（也称总校）应运而生。
杨光华为石油大学校长，华泽澎为石油大学常务副校长兼石油大学（华东）校长，张一伟为石油大学常务副校长兼石油大学（北京）校长。
后来，由于两地在“211工程”建设中业已形成的共建关系以及显示石油大学两地综合办学实力的一系列指标，还有石油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在“国家队”中的地位等这一些因素的驱动，使得两地谁也离不开谁，两地“同举一面旗”。
1997年，学校入选国家“211工程”首批重点建设高校图片l 石大档案馆
时间来到2005年，新年伊始，1月10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同意石油大学更名为中国石油大学的通知》，明确“经研究，同意石油大学更名为中国石油大学，两校区分别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更名中国石油大学之前，石油大学实行的是“一个学校、两个党委、三个校长、两地办学”的特殊办学体制。
随着华东和北京两校区作为办学实体的持续不断的发展，这种办学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
学校更名后不久，2005年3月2日，教育部下发通知，转发“教育部党组会议纪要（2004）第28号”，明确了理顺中国石油大学办学体制的意见。
意见中确定，中国石油大学两地为一所学校，有关办学整体情况数据统计、“211工程”建设及部门行业共建等事宜，除必须按属地原则处理外，原则上均按一所学校对待；
两地均为法人实体，以两个独立法人方式实行独立办学，保持两套党政领导班子，不再保留总校领导班子，但组建一个统一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协调两地办学的有关事项；稳定和控制北京部分的办学规模。
此后，中国石油大学随即调整和撤销了总校，并着手组建新的校务委员会，新的校务委员会主要侧重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协调、联络”，不再具有行政性职能。
对于原本想依靠在北京建设研究生部来解决东营校区弊端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来说，如今这种结局并不是当初所预想到的，仿佛一切又回到了新的原点。
至今，关于石油大学搬离东营的传闻充盈网络，揭秘式的观点大都哗众取宠，其中地校关系最为津津乐道，虽然八卦似的流言无法决定终局。
对于石油大学（华东）来说，学校所处的地理区位一直是制约学校发展的不利因素。
东营市在1983年才成立，由于城市成立时间晚，城市功能不完善，虽然临海却缺乏港口，对外交通不便，从而给石油大学发展带来了很多困难。
一是人才引不来、稳不住。仅1998-1999年的两年间，调出教师103人，其中副教授职称以上37人。学校也采取了一些留住人才的特殊政策，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是对生源质量带来严峻挑战。1990-1995年学校第一志愿率为70%左右，1996-1999年第一志愿率降为60%左右，即便第一志愿率偏高的年份，高分考生也偏少；
三是办学成本居高不下。大多数表现在交通不便提高运输成本、较差的地理地质条件加大了校园建设和维护的成本、周边社会服务功能不足加大了学校后勤服务成本，学校曾经自办农场解决粮食问题，不得不建设庞大的后勤服务体系，多年来承担了自办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等社会功能，“学校办社会”成为无奈的选择；
四是对外交流极为困难。由于偏处一隅，交通不便，与国外教育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难以开展，对外国学生的吸引力不足，1999年在校留学生不足百人。
我在《东营：石油之城的荣光与焦虑》中曾讲过一个关于石油大学与东营的段子。我在2005年入学时，东营火车站依然很破旧的样子，许多同学还对当时一下火车时失落的心情记忆犹新，至今东营还没有通高铁，也由此可见石油大学所处的境地。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的改革开放大潮涌动，高校竞争不断加剧，学校矿区办学的区位劣势愈加凸显。
如果继续在东营办学，与同层次兄弟高校的差距会慢慢的大，想办成高水平大学、一流大学基本没有可能，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不落后，在“国家队”中站住脚，就必须突破地理区位这一瓶颈桎梏。
1998年，学校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郑其绪担任学校党委书记，仝兆岐任校长，继续探索异地办学问题。
2000年上半年，探索在优势地区办学的任务摆在了学校工作更为紧迫的位置。5-6月，郑其绪、仝兆岐等学校领导数次带队专门赴青岛考察选址。
7月9日，学校召开了2000年第十次党委常委会，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最终做出青岛建校的决定。对于这一重大决策的诞生，在20年后郑其绪撰写的回忆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一个世纪性决策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探索、争论，终于破茧成蝶、一锤定音。”
2004年8月，教育部批准石油大学（华东）立项建设青岛校区，这一过程异常艰难，再次展现了石大人不向命运低头的抗争精神。
此时的石油大学决策者并没有完全决心全部搬走，更高层也并不支持。因为这里有几十年、几代人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庞大校园，建设新的校园需要巨额投资，几万人的学校动迁伤筋动骨，数以千计的老师要为此两地分居，阻力巨大。
但随着青岛校区建设的深入，地理位置优势进一步凸显，加上青岛市政府积极主动，使得搬迁变得不可逆转。
2010年6月学校上报教育部的《关于青岛和东营两校区办学功能定位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白准确地提出“以青岛校区为主校区，以东营校区为分校区”，至此，正式明确了以青岛校区作为主校区的功能定位。
在东营，则与胜利石油管理局和东营市人民政府共建的独立学院——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利用了部分东营校区的人财物资源。
随着青岛校区基本的建设的快速推进和办学功能的日渐完善，2011年初，学校研判认为当年暑期组织实施办学结构调整的时机基本成熟，做出了加快推进两校区办学结构调整，并于当年基本完成办学结构调整的决策。
由于唐岛湾校区面积有限，学校办学空间高度紧张、教学科研长期超负荷运行的实际困难和保障事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青岛市、黄岛区又先后分批在古镇口划拨了2400亩地用于建设古镇口科教园区。
2021年4月30日学校收到《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同意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调整校区功能定位的函》，教育部同意将青岛校区调整为主校区、东营校区调整为科教园区。
在此之前，教育部同意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转设为山东石油化工学院，为独立建制的公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同时撤销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的建制。
将东营校区部分资产划转至东营市，与东营市签署全面共建合作协议，最大限度地获取东营市支持，为学校注册地从东营转至青岛创造了必要条件。
2021年7月，教育部、山东省和中央编办批准注册地迁移至青岛，学校成为真正的驻青高校。
自此，学校形成了唐岛湾校区、古镇口校区、东营科教园区“两校区一园区”的办学新格局。
就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搬离石油矿区时，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却选择了一条似乎相反的道路。
2015年7月22日，新疆克拉玛依市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签订关于设立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的合作意向书；12月10日，克拉玛依校区正式揭牌。
这一路走来并不是特别容易，满程风雨的泥泞，但也洒下了满天的星辰，闪耀着骄傲与荣光。
2018年，第10410号小行星以老校长杨光华命名，2016年，第21023号小行星以王德民校友命名，学校成为中国少数几所校长和校友同时有行星命名的大学之一。
大学之大，大在学者。关于大学的论述，最著名的莫过于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说的：“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承袭于清华而来的石大，当在九间房荒滩上开始建校时，没有大楼，教室是临时搭建起的平房，但是汇聚了一批高等教育界和科技界的名家大师。
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白家祉；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在国际知名能源企业工作十几年的工程师武迟；通过威斯康星大学博士答辩、还没拿到博士学位证书就匆匆归国报效的杨光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硕士朱亚杰；与邓稼先同船归国的美国密执安大学科学博士傅鹰……十七位自欧美归国的学者，胸怀报国之志先后来到北京石油学院任教。
此外，燃料工业部从石油厂矿调集了一部分工程技术专家来到学校，教育部也抽调一批经验比较丰富的基础课教师，加强北京石油学院的师资力量。
今天，在石大有一大批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教授学者，高层次人才队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建设实现重要突破。在刚刚公布的两院院士候选名单中，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有6人确定为两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创历史新高。
大学之大，大在贡献。纵观古今中外所有的大学，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大学是为自己的国家、民族、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步所服务的。
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相继开展了新疆石油会战、川中夺油会战、大庆石油勘探开发会战、华北石油会战等一系列石油大会战，扩大了石油储量，奠定了新中国石油资源基础。
作为我国第一所石油高等学府，北京石油学院面对国家石油工业重大部署，组织师生开赴一线。广大师生胸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光荣使命，参加了新中国所有石油会战和炼油技术攻关，参加了几乎所有大型石油化工厂的建设。
他们担任的工作多种多样，从指挥部到探区，从科室到井队，从队长、技术员到工人，从行政管理到文工团员等，特别是每个标杆队都有北京石油学院学生参加。
铁人王进喜战井喷跳入泥浆池的故事家喻户晓。鲜为人知的是，当时和铁人一同勇跳泥浆池的另外6人当中，有一位女性，她就是北京石油学院钻采系1955级在校学生段功武。
此外，学校成建制援建四川石油学院、西安石油学院、大庆石油学院等石油院校，为中国石油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完善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中国石油高等教育人才的渊源地，被称为中国石油高等教育的“黄埔军校”。
大学之大，大在学子。学生是学校存在的最根本缘由，学生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体。作为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高等学府，建校70年来，学校为新中国石油工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30万优秀学子，遍布世界各地，灿若繁星。
其中有卓越的领导人，有杰出的科学家，18位本科毕业生当选中国两院院士，其中恢复高考以来，本科毕业生11人当选两院院士，在国内高校排第17位；
培养了一批战略企业家，在石油部撤销之后，三大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石大毕业生接近50%；培养了一批大学校长，有14位石大本科毕业生成为高校的校长；培养了一批英模，包括王启民和当代青年的楷模秦文贵等71位全国英模人物；培养了以70、80后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王小鲁、郭旭光等为代表的青年才俊，以90后全国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马搏、全国十名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李海鹏等为代表的新生代。
他们胸怀“家国天下”“科学报国”“献身石油”的志向，忠实于改变祖国落后面貌、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伟大使命；他们为国家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创造了一项项领先成果；他们在山川大地、荒漠戈壁一路高歌“我为祖国献石油”，成为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和主力军……
2006年5月12日，时任国务委员来校视察，特别指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是一所战略性的学校，所以学校要保持在这个战略高度上”。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2019年在学校调研时指出：“石大是一所值得尊敬的学校，历史应记住石大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对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和石油教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作为部属高校，要把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发展两副重担一起肩负起来，把学校的工作和地方的发展实现对接，成为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支撑。”
今天，30万石大人，有的身处异国他乡遥望祖国，有的在基层一线努力拼搏，有的在大漠油田战天斗地，他们可能在某时某刻在同一条街走过，对面而不相识，当他们彼此逐渐靠近，却依然可以嗅出对方身上相同的气味，辨认出血脉中那份共同的写着青春符号的精神履历。
在他们身上传承着励精图治、不懈奋斗、薪火相传，铸就了“家国同心、艰苦奋斗、惟真惟实、追求卓越”的石大精神。
家国同心的信念。对于中国人而言，家国一体、家国同心，始终是每个人内心不变的家国情怀，始终是流淌于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始终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战胜困难的文明逻辑。
学校诞生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迫切地需要石油资源和石油人才这一重大而迫切的国家战略需求之中。学校老一辈的创业者和科学家从一开始就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地将强国使命、爱国情结和报国志向浇筑到学校的筋骨与血脉中去，奠定了学校担当报国的基本旋律，引导着一代代石大人积极投身于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伟大复兴事业中。家国同心的信念，正是石大和石大人自强不息的动力源。
艰苦奋斗的品格。学校在北京九间房的荒滩上创立，学校搬迁至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广大师生用自己的双手在人迹罕至的盐碱滩上，建起“干打垒”宿舍、教室和实验室，以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确保了学校的延续和发展。
新世纪初，来到黄海之滨的青岛，石大人在海滩上再次创业，学校的创立、建设和发展史，就是一部敢于创业、善于创业的奋斗史，石大人血脉里传承着不畏苦难的基因，骨子里镌刻着迎难而上的品格。
惟真惟实的精神。探索科学、坚持真理是石大人的不懈追求，这种文化上的基因渗透在石大的血液里，代代流淌，使得学校在70年的办学历史中，从始至终保持着尊重客观规律、追求科学真理、力求实际贡献的独特个性。
体现在治学上，就是做真学问、真做学问。做真学问，就是针对真正的科学问题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难题、国家战略需求，努力开展研究，在培育重大原创成果、解决“卡脖子”问题上攻坚克难；真做学问，就是脚踏实地做学问，立德树人育英才，只求实质性进展、实质性贡献，培养在国家需要的相关领域能够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的杰出人才。
追求卓越的本色。融入国家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创造一流业绩，达到卓越水准，从来就是石大人自觉而自豪的使命文化的核心内容。
石大人骨子里流淌着的是一种精英意识，她永远拒绝平庸。这是石大人不向任何艰难困苦低头，永不言败，自强自立，生生不息的文化符号。是学校从北京迁至东营后，虽经磨难却不甘沉沦，在逆境中奋起的信仰力量；是在基础极为薄弱、条件极为短缺的背景下取得“双一流”建设卓越成就，在自强中再次走向辉煌的核心奥妙。追求卓越的进取精神已经渗透至石大人生命深处，成为一种本色与素质，成为一种鲜活的生存与发展方式。
石大精神是学校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与石油工业风雨同舟、砥砺奋进的动力源泉，是石大人引以为荣、自觉坚守的精神家园。
中国石油大学，特别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是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无法替代的重要力量、中国石油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佼佼者、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贡献者，也是中国石油大学的核心和精华。
因油而生的中国石油大学在能源绿色革命加速推进的今天，同样面临着新的挑战。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大国博弈和地理政治学事件日趋激烈，恶化多变的国际外部冲击加剧了国内转型环境的不确定性，能源转型面临复杂前景，能源安全面临新挑战。
新的中国、新的世界、新的未知，所有这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气势向我们涌来。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人类将加速推进能源系统的深度转型。这一系列变化，对一座国家战略型高校来说，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年来，石大以国家能源战略新的需求为导向，针对性地调整科研战略布局，在保持东部的同时，将战略重心向西部转移，特别是聚焦深地（深层油气）、深海（海洋油气和可燃冰）两个战略领域，加强前瞻性布局，实施深层、深水、非常规油气政校企协同攻坚计划，组建“石油+X”多学科融合的研究团队，加强传统能源学科和AI、大数据、新材料、机械、数理化等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
除传统石油学科重点项目实现突破以外，这一段时期拓展的新能源、新材料、海洋、信息等领域也在承担重点项目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在学科建设上实行三大计划（石油石化学科筑峰计划、通用理工学科提升计划、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振兴计划），建设六大学科集群，全方面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2022年，石大在第十二次党代会上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能源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到建校100周年时，优势学科保持国际领先，能源领域更多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全面建成中国特色能源领域世界一流大学。
作为一所国字号的战略性高校，在国家能源保障上，需要走得更快、更远，需要做得更多、更高，未来石大要发现更多能源新大陆。
2005年的那个秋天，我就像一颗蒲公英落在了这个建在盐碱地上的校园，从此“石大”成了我生命中“永远的校园”。
四年寒暑的大学生活，匆匆过去了十四年，许多记忆却越来越清晰，文化长廊里急匆匆的脚步、偌大四教里寻找教室的慌乱，图书馆里占座与反占座的拉锯战，荟萃湖上泛舟与同学落水的笑谈，还有丰富社团活动的历练，更重要的是师生情的真挚、友谊的线岁生日之际，无以为报，根据《中国石油大学校史》整理了这篇石大简史，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了解母校历史，也算是略尽绵薄之力。
在成文过程中，除了《校史》外，还参考了学校领导、老师、校友等一系列回忆文章，并得到了许多老师的帮助和指点，在此一并感谢。
由于母校70年的发展历史浩瀚繁杂，有许多我不掌握和不了解的地方，文章中如有引用错误或者评论不当，均由我个人局限所致，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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